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歷史上涌現出一大批的先進青年，他們無私奉獻，將生命都獻給國家，他們的故事至今還在被廣為流傳，可圈可點小編給大家整理了2021建黨100周年黨史紅色小故事（建黨百年感人故事），歡迎大家閱讀和學習。

2021建黨100周年黨史紅色小故事（建黨百年感人故事）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著走著，忽然在沸騰的人流里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沖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抬著畫像游行的人。抬畫像的群眾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干什么?！”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抬著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著他過街了！”抬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抬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抬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著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著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后不要抬著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征革命的紅旗！”眾人聞言，熱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總參工作的楊勇，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在京西賓館請他們吃飯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舉報他們公款吃喝，當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的黃克誠知道后，并沒有因為楊勇、張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寬要求。他嚴肅批評了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主意誰出錢。”在旁人看來，黃克誠這種做法是撕破臉皮，不顧楊勇、張震和他當年共同浴血奮戰結下的深厚戰斗情誼，其實不然。聽說黃克誠要查這件事，楊勇當時認為這是在小題大做，心生不快。但當黃克誠給楊勇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立馬就趕到黃克誠那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說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隨后楊勇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上飯錢。并作了檢討，了結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蘇省吳江縣人民政府縣長楊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來信。信中寫道：“縣長同志，中財委陳主任的姐姐陳星……據說縣政府對她很照顧，謝謝你們……請你們查一下，每月接濟陳星多少錢(或多少米)，已經接濟了多少次。陳主任講，現在補貼增加了，干部家屬不必再要公家接濟。請你們于12月份起，即停發陳星的接濟費用，不必客氣。以后由陳主任自行幫助解決。盼你們即(及)早復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為“中財委辦公室”，時間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說的陳主任，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接到來信，楊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而陳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濟的親戚又多，是當時中南海有名的困難戶，其“自行幫助解決”，實在有點難。因此，楊明并沒有照來信說的去及時辦理。不料，一個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來了。信上說：“吳江縣長同志，我們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請于12月份起停發陳主任之姐在你縣所領的家屬優待費，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陳主任現在供給較前提高，所以提出應自己補助其姐。但究竟過去由縣政府補助多少，請即告知。并請即告處理情況，為盼！”這次的署名是“中財委秘書室”，時間是11月28日。這兩封信，雖然不是陳云親筆所寫，但很顯然，表達的都是陳云本人的意思。原來，陳云自小家境貧寒，且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盡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顧，但年幼的陳云一直由姐姐陳星照看。因此，陳云一直把照顧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考慮到陳星當時年過半百、獨自一人生活、又沒有收入來源，陳云便托當時的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給陳星捎過一些錢接濟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將陳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顧她，因陳星不習慣，在北京只住了6個月就回到了吳江。陳星重新回到吳江后，當地政府根據情況對陳星發放了一定的家屬優待費。

4、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5、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6、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 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0、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 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 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 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 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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